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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9-25 11:17

据不久前的英国《每日电讯报》报道,越来越多的伦敦西区剧院(英国商业性剧院集中之地)的演出成为目前金融危机的牺牲品,打出提早收场的告示。例如,由著名导演菲利浦·西摩·霍夫曼执导、好莱坞明星凯特·布兰切特主演的摇滚乐戏剧《来福枪之心》(Riflemind)比预计收场时间提早了10周。该剧于9月19日开演,戏票本来 预定到明年的1月3日。获奖音乐剧《Q大道》(Avenue Q)2006年由好莱坞转场而来,开始时观众场场爆满,现也已减少了演出场次,并决定在明年3月收场,比预计提前了一个月。幕布早早落下的还有2007年在爱丁堡实验剧院一炮打响的讽刺剧《欧罗巴心跳》(Eurobeat)以及由美国畅销书作家谢瓦利埃(Tracey Chevalier,1962-)的同名小说改编的《戴珍珠耳环的姑娘》(Girl With a Pearl Earring)。对此,英国戏剧网站Whatsonstage.com的主编特里·帕多克认为,手头拮据的观众已不像过去那样愿意多花钱去看戏了,同时,出品人对剧目的选择也更加慎重、苛刻。在经济不景气的时代,观众更喜欢看“逃避现状的”演出,而非那些一本正经的话剧。

  平心而论,决定上座率的,除了经济的原因外,恐怕还有剧作的声誉。照此说来,改编自名家名作的剧作就可能会有得天独厚的基础了。事实上好像也确是如此。在戏剧演出不景气的阴霾正笼罩时,BBC推出了改编自狄更斯有关债务人与监狱故事的著名小说《小杜丽》(Little Dorrit,1857)的14集电视连续剧。该剧演员阵容豪华,明星扎堆,大有鸿篇巨制的雄心,而且题材据说还很有现实意义。有评论指出:“这位伟大的作家(指狄更生——笔者)对信贷危机了如指掌,他的小说可以作为我们走出这场危机的指南。”也就是说,我们不仅能从他的小说里找到与当前的危机相仿佛的情节,还可以从他的书里学到度过难关甚至战胜危机的方法。

  《小杜丽》一开头,就呈现给我们一幅令人悲哀的景象:父亲威廉·杜丽是马什尔西债务人监狱服刑年限最长的犯人。由于他不能偿还债务,已在此服刑20余年,靠接受数量可怜的施舍物过日子。当然,这位自诩的“马什尔西监狱之父”总以为自己还是位“绅士”,并期待着探监者中会有人给他带来大把的钞票。同时,他像对待仆人那样对待自己的女儿。也就是说,在她出生之前,父亲就已深陷囹圄,而小杜丽从出生那天起,也从未离开过马什尔西债务人监狱。老杜丽是经历了怎样的灾难后才被投入监狱的,他还能重获自由吗,将以何种方式出去呢?这便是该小说的主要谜团。

  狄更斯写这个故事时,他想着的很可能是自己父亲的遭遇。在他小的时候,父亲就被抓到了这所马什尔西监狱。虽然老狄更斯似乎泰然处之,并未受到这个不幸遭遇的打击,但儿子从未从这个奇耻大辱中恢复过来。他后来写到,“当时,我确实相信他们让我心碎了”。这个耻辱在他的作品中扩张开来,影响深远,即便他往往以悲喜剧的形式将之呈现出来。例如,狄更斯的父亲曾告诫他生活中要量入为出(“如果一个人年收入是20英镑,他花掉了19镑19先令6便士,会感觉很幸福。相反,如果他多花了一先令,就会陷入悲惨境地。”),他后来将这句话在《远大前程》中借主人公大卫·科波菲尔的房东米考伯先生之口讲了出来。狄更斯成名后,他总是小心翼翼地遵循父亲的教诲。临终前,他留下了93000英镑的家产,若以今天的标准衡量,当个百万富翁绰绰有余。他有高超的理财能力,尽管一直以乐助好施著称,但手头总有足够量的现金以备不时之需。他的慷慨大方并不限于自己生活中的真人真事。在他的小说中,只要书中人物像《尼古拉斯·尼克贝》(Nicholas Nickleby)中的尼克贝、《雾都孤儿》中的奥列佛·特维斯特那样是好样的,在故事的最后都会被赠予大量的礼物。因此,有评论指出,尽管狄更斯所生活的世界并不被看好,卡莱尔就警告说资本主义正在摧毁建立在诚信之上的传统社会的纽带,狄更斯的小说却在默默中重建金钱与道德之间的联系。

  《小杜丽》的第一章写于1855年6月。就在当月,伦敦老字号Strahan,Paul&Bates银行倒闭关门,舆论一片哗然,其所有者约翰·迪安·保罗爵士以诈骗罪被判刑14年监禁。与此差不多同时,被大多数人推崇为金融奇才的财政大臣副手、议员约翰·萨德勒,正忙于掏空Tipperary银行,直至其倒闭,负债400000英镑。由于无法面对公开受审的耻辱,他于1856年2月7日自杀。这个事件也被写进了狄更斯的小说里,但投机者萨德勒摇身一变成为了银行家墨德尔,结局是割腕自杀。这些细节都告诉读者,当恐惧与贪婪取代了以负责任的态度经营时,金钱就会变为魔兽,吞噬所有敢于靠近它的人们!

  当然,写金融危机的作家并非惟独狄更斯,当代美国作家索尔·贝娄在《只争朝夕》里关于市场投机以及唐·德利罗(Don DeLillo)在《国际性大都市》(Cosmopolis)里关于金融灾难的描写都让人印象深刻。然而,维多利亚时代的那种以伦敦为基准的中心感、金融腐败与财富瞬间蒸发的史实,以及作者融小说人物的雄心与焦虑于一炉的刻画等等,其现代性与现实感似乎都是现当代作家所无法超越的。

  在人们身陷困境时,总会想起那些曾经力挽狂澜、善于化解危机的人与事。于是,有两个名词频频出现与今日的中外媒体之中: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1883-1946)与布雷赖森林体系。前者是英国著名的经济学家,被誉为“现代宏观经济理论之父”,著有《就业、利息与金钱总论》(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Interest and Money,1936)。直至70年代,西方政治家大多为其信徒,而且似乎非常灵验(尼克松就曾说:“我们现在都是凯恩斯的信徒。”)。据说,现任英国首相布朗重新将他的理论“请出”,以作为英国政府与经济衰退做斗争的利器。他在30年代初的那场全球性经济危机中就提出了著名的“Spend,spend(“花钱、花钱”,即扩大需求)”的策略,并为英国政府所采纳,卓有成效。作为英国政府的代表,他于1943年参加了在美国举行的布雷赖森林体系会议,成为了战后世界货币金融体系的主要建构者之一,而这种体系一直延续至今,六十余年来未见有新的体系能取而代之。

  人类的本性不仅有“忆苦思甜”,还有以比较的思维来“苦中作乐”,因为得出的结论往往是“现在还不是最糟糕的”。有人将美国二三十年代之交的巨变形象地比作“从鸡尾酒会到排长队领取失业救济金”(from the cocktail party to the dole queue),从神话境界直坠入地狱的深渊。其实,这是所有大规模经济危机的表象与后果,这次也不例外,你看纽约华尔街、伦敦金融中心等地有成百年历史的投资公司、银行一夜之间就垮台倒闭,其戏剧性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最近,英国出版了《惊天暴跌:1929年股票行情的暴跌是如何让世界陷入经济大萧条的》(The Great Crash:How the Stock Market Crash of 1929 Plunged the World into Depression,by Selwyn Parker,310pp,Piatkus),再把这场经济危机的故事适时地重讲了一次,并告诫人们“盲目自负逃不了惩罚、过量地信贷负债决不是个好办法、股票行情上下浮动,瞬息万变”。这些说法显然都没有什么新意,早就让人说过千万遍,其实作者也从未决心以发现新材料、建立新理论作为写作本书的出发点。作者的长处在于描人物,抠细节。例如,书中说,在1929年的华尔街金融危机来临之际,时任胡佛政府财政部长、亿万富翁的安德鲁·梅荣不以为然,几周后对总统说:“这将会把我们体制中的腐败清除出去。昂贵的生活费将降下来,人民将更辛勤地工作,过上循规蹈矩的生活。价值观将得到调整,同时,富于创业精神的人们将从那些能力不足的人手中接过断壁残瓦,重新建起高楼大厦。”然而,有趣的是,梅荣所谓的“能力不足的人”结果证明就包括他本人,因为1932年2月他被罗斯福总统解职,工作被人接了过去,留给自己的是长时间地受到税收问题的调查。作者善于进行类似这种富有戏剧性的细节描写,对所涉人物也多有洞察力,叙述节奏欢快、紧凑,至少能在最佳的时机给我们奉献了个好故事。本故事也再次验证了马克吐温的一句名言:“如果历史并不重复自己,肯定也在首尾呼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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