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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普希金的世界性

2019-10-09 11:41

  Title: The Universality of A.S.Pushkin
  Abstract: It’s no doubt that Pushkin was a writer of global influence in the view of Russians. But outside Russia, some think so while others think not. Thus, it becomes a questionworthy of further discussion. Pushkin was fluent in several foreign languages. He read extenively. He wrote many works on world political and cultural subjects. He had a diverse observation of the world. Freedom, good and tolerance are the basic themes of his works, which embody the universal value and humanity. His works have been translated into more than 150 languages and become the world classics. People all over world like them more and more.
  Key words: Pushkin subject theme influence universality
  Author: Zhang Tiefu is professor at the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Xiangtan University (Xiangtan 411105, China), council member of Chinese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ssociation, council member of Chinese Foreign Literature Association, and president of Hu’na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World Literature Association. His research areas are Russian and Soviet Literature and Comparative Literature. Email: a2006588 @126.com
  
  普希金的世界性并不是一个新的命题,而是一个在世界上并未完全达成共识且存在某些分歧的老问题。
   在俄国本土,这基本上是一个不成问题的问题。早在1838年,别林斯基就在“文学纪事”一文中说:“作为诗人,普希金无疑是一位世界性的(虽然不是首屈一指的)天才”(《选集》1:587)。两年后,他在“一八四O年的俄国文学”一文中谈到普希金的“巴赫奇萨拉伊的喷泉”、“茨冈人”、“莫扎特和沙莱里”、“吝啬的骑士”、“埃及之夜”等作品时,又说:“这些都是伟大的、世界性的、纯粹欧洲的作品……它们是属于人类的,属于永恒的!”(《选集》2:405)后来他还不止一次将普希金与歌德或莎士比亚相提并论。在别林斯基之后,奥加辽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德鲁日宁、И.С.阿克萨科夫等人都谈到过普希金的世界意义。苏维埃时代的学者们继承了19世纪学者们的观点。在这方面,卢那察尔斯基和利哈乔夫是很有代表性的。前者说普希金的作品“全是一片浩瀚的海洋,一个摄魂震魄的深坑,一处只有但丁和莎士比亚们的神翼才能勉强飞到的高峰的奇景”(转引自《普希金评论集》583)。而后者则提出了“普希金的全欧性”的概念(《解读俄罗斯》286)。他所说的“全欧性”实际上就是世界性。此外,М.П.阿列克谢耶夫撰写过不少有关普希金与世界文学关系的论文,还写过一篇题为“普希金创作的世界意义”的专文;Д. Д.布拉戈伊出版过一本名为《普希金的世界意义》的小册子。
   在俄国本土以外,对普希金的世界性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一些学者对此持肯定态度(本文第四部分将会具体谈到)。然而在世界的普希金研究中,特别是在西方的普希金研究中,这种观点并不起主导作用。在西方国家(主要是法、英、美三国),人们一般都承认普希金是俄国最伟大的民族诗人,但对他的世界性则持保留甚至否定的态度。在法国,由于19世纪初期俄法关系的极度紧张,和普希金在波兰问题上的沙文主义立场,以及读者对散文的兴趣超过诗歌,因此,普希金创作的传播不能不受到影响;在英国,普希金一直被拜伦的阴影所笼罩,被认为是“拜伦的模仿者”或“俄国的拜伦”。J·贝利(J. Bayley)在《普希金:比较评论》(Pushkin: A comparative comment)一书中还认为,诗歌在翻译时所受的损失比散文大得多,因此普希金不如散文作家受欢迎。①2002年,英国学者兼作家比尼恩(T. J. Binyon)出版了一部新作Alexandr Sergeevich Pushkin(《为荣誉而生:普希金传》)。比尼恩对普希金的世界性是持否定态度的,而这在今天的西方有着相当的代表性。该书“在欧美学界引起不小的反应,《纽约时报》、《华盛顿时报》以及多家网上杂志纷纷发表书评,这些书评显然传递了西方学界对俄罗斯文学以及诗人普希金的一种与俄罗斯学者不甚相同的看法”(宁 153)。应该承认,比尼恩的著作的确是一部有特点的书,但他对普希金世界性的否定,却是值得商榷的。
  总之,关于普希金的世界性,肯定者或语焉不详,或主要从普希金作品在国外的翻译、传播着眼;而西方学者的观点又难以令人同意。下面,本文就来谈谈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和理解。
  
  阅读视野的普世性
  
  普希金从小就养成了“阅读的嗜好”。“孩童的普希金开始熟识了俄国文学。他贪婪地阅读着从罗蒙诺索夫起直到茹科夫斯基和巴丘什科夫为止的当时所写过的一切东西”(《别林斯基选集》3:276)。不仅如此,在父亲的藏书室里,在皇村学校的图书馆里,他同样贪婪地阅读着以古希腊罗马文学为开端的世界文学作品。
   我们知道,普希金童年时期受过良好的家庭教育。在欧洲语言方面,他就学过英语、德语、法语和拉丁语,其中法语学得最好。进皇村学校后,他又继续学习拉丁语、法语、德语,还学了俄译法、翻译等课程,其中仍以法语学得最好,甚至被同学们戏称为“法国佬”。流放南俄期间,普希金曾向拉耶夫斯基将军的儿子尼古拉和长女叶卡捷琳娜学过英语。此外,普希金还通晓意大利语、西班牙语、希腊语和一些斯拉夫语。正是由于普希金懂得多种外语,使他从小就能用原文阅读欧洲许多国家的文学作品。笔者在俄罗斯访学期间,在圣彼得堡参观过“普希金之家”(俄罗斯科学院俄罗斯文学研究所)的普希金藏书室和莫伊卡河畔普希金故居博物馆的诗人的书房。这两处的藏书,前者为原件,后者为复本,均为三千册,均用十五种文字印刷。
   有学者统计,“普希金翻译和模仿的作品涉及六十多位外国作家和翻译家,例如:古希腊、罗马的阿那克里翁、色诺芬、奥索尼乌斯、卡图卢斯、贺拉斯、奥维德,法国的卢梭、伏尔泰、帕尔尼、谢尼耶、梅里美,英国的莎士比亚、约翰·班扬、司各特、拜伦、柯尔律治、骚塞、华兹华斯、白瑞·康瓦尔,苏格兰的麦克菲森,德国的歌德,意大利的但丁、阿里奥斯托、阿尔菲耶里,波兰的密茨凯维奇、波托茨基,美国的华盛顿·欧文,巴西的冈扎加,塞尔维亚的卡拉吉奇,波斯的萨迪,荷兰的塞昆德及传教士西林等,至于其所译《圣经》和《古兰经》故事以及佚名民歌,则无法指明原著作者”(胡世雄131)。普希金的阅读范围,肯定大于他翻译和模仿的作品所涉及的范围。笔者也做过一个统计,仅《叶甫盖尼·奥涅金》一部作品就提到了五十余位外国作家和学者,他们是:古希腊的荷马、费奥克利特,古罗马的鲁维纳尔、维吉尔、奥维德、贺拉斯、伊壁鸠鲁、阿普列依、西塞罗,法国的库弗莱、格里姆、高乃依、卢梭、玛尔菲拉特、戈旦夫人、克留德拉男爵夫人、斯太尔夫人、查理·诺第埃、帕尔尼、沙伊、内克、夏多布里安、普拉特、马尔蒙特尔、贡斯当、尚福尔、毕夏、培尔、冯泰纳尔、波瓦洛、庇隆、莫里哀,英国的莎士比亚、拜伦、理查逊、亚当·斯密、边沁、波利托里、梅图林、梅丘·路易斯、司各特、吉本、斯泰恩、莫尔,意大利的塔索、彼特拉克、孟佐尼,德国的歌德、席勒、康德、赫德尔,波兰的密茨凯维奇,瑞士的狄索,波斯的萨迪等。此外,作品中还提到不少希腊神话和罗马神话。
  实际上,普希金阅读过的外国作家和学者的人数,比上面两个名单的人数要多得多。他对欧洲文学乃至世界文学可说是熟透了。
  
  对世界的多元观照
  
  作为俄国新文学的奠基人,普希金冲破了古典主义的题材禁区,大大拓宽了文学的表现范围,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写了不少世界题材作品。就类型来说,它们大体上可分为世界政治题材和世界文化题材;就创作时间来说,不同时期有所侧重,但又是交叉的,而且时间跨度很大。下面,我们对他各个时期的世界题材作品作一粗略的考察。
   普希金是在皇村学校求学时踏上诗歌创作之路的。他的早期创作受到杰尔查文、茹科夫斯基和巴丘什科夫的影响。比较而言,后者的影响似乎更大。别林斯基说:“在诗歌方面巴丘什科夫是普希金的导师,他对普希金有这样一种强烈的影响,他将几乎是现成的诗传授给了普希金”(《选集》4:222)。别林斯基所说的“几乎是现成的诗”应该是指巴丘什科夫的古希腊罗马风格的诗。普希金的早期创作不仅洋溢着古希腊罗马精神,而且有些诗作是直接以古希腊罗马文学和神话为题材的,如“勒达”(1814年)、“阿那克里翁之墓”(1815)、“真理”(1816年)、“致莫尔甫斯”(1816年)、“牧神与牧女”(1814—1816年)、“阿那克里翁的酒杯”(1816年)、“阿摩尔和许门”(1816年)、“巴克斯的庆典”(1818年)、“缪斯”(1821年)、“短剑”(1821年)、“致恰阿达耶夫”(1824年)、“酒神祭歌”(1825年)等。这些诗作的基本主题为美酒加爱情,充满着伊壁鸠鲁式的享乐主义精神。它们是诗人对生命的热烈追求,也是向压制情感的古典主义诗歌的宣战。
   19世纪20年代是国际上风云变幻的时代。普希金的视野从古希腊罗马文化转向了世界政治斗争。20年代初期,西班牙、意大利和希腊相继爆发反对本国统治者或土耳其奴役者的革命。当时普希金正作为流放犯身处南俄的基什尼奥夫。这是一个民族杂居之地,堪称国际城市,加以它离东欧、西南欧和小亚细亚距离较近,关于欧洲革命的消息在这里得到迅速的传播。这些革命在失去自由的普希金身上引起了强烈的共鸣,何况希腊起义的领导者——“独臂公爵”亚历山大·伊普西兰季还是他在基什尼奥夫认识的朋友。于是,普希金用诗歌作武器,积极参与了欧洲的革命运动。“战争”(1821年)、“短剑”(1821年)、“致瓦·里·达维多夫”(1821年)、“忠诚的希腊女儿呀!不要哭……”(1821年)、“我是个孤独的播种者”(1823年)、“皇宫前肃立的卫兵”(1824年)、“我们又一次赢得了荣誉”(1829年)等诗,歌颂了革命者的英勇斗争,表达了诗人亲自参加希腊民族解放斗争的强烈愿望。他把个人的命运融入了反对沙皇专制制度的斗争,又把这种斗争与欧洲的革命运动联系了起来。可以看出,他在政治上变得较成熟了。
  19世纪20年代前后,普希金还写了一组关于拿破仑的诗。在世界政治人物中,普希金写给他的诗是最多的。直接献给他的诗有:“拿破仑在厄尔巴岛”(1815年)、“拿破仑”(1821年)、“你肩负着什么使命”(1824年)、“英雄”(1830年);涉及拿破仑的诗有:“皇村回忆”(1814年)、“自由颂”(1817年)、“皇宫前肃立的卫兵”(1824年)、“致大海”(1824年)、“安德列·谢尼耶”(1825年)、“回首往昔,我们青春的节庆”(1836年)。这些诗的创作时间跨度长达二十年,其间世界历史(特别是欧洲历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普希金个人的命运和思想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拿破仑也从普希金早期诗作中的“暴君”和“灾星”变成自由的旗手和历史的巨人。应该说,普希金对拿破仑的认识有了巨大的飞跃,反映了他那博大的政治胸怀。
   在创作的中后期,普希金还把他的视野从西方转向了东方,写了不少东方文化主题诗歌。其中一类为宗教经典题材诗歌,如“我是个孤独的播种者”(1823年)、“先知”(1826年)、“诗人”(1827年)、“诗人与群氓”(1828年)、“统帅”(1835年)、“香客”(1835年),以及“仿古兰经”(1824年)等。普希金虽然写过反基督教的诗歌(如“加百列颂”),但总的来说,他的创作植根于宗教文化的土壤之中,渗透着基督教精神。至于“仿古兰经”,则显示了他对伊斯兰教经典和伊斯兰文化的熟悉与尊敬。另一类是东方风情诗歌,重要作品有抒情诗“致巴赫奇萨拉伊的喷泉”(1824年)、“埃及女王”(1824年)、“夜莺与玫瑰”(1827年)、“译自哈菲兹的诗”(1829年)、“夜幕笼罩着格鲁吉亚的山岗”(1829年)、“高加索”(1829年)、“雪崩”(1829年)、“卡兹别克山上的寺院”(1829年),以及叙事诗“高加索的俘虏”(1822年)、“巴赫奇萨拉伊的喷泉”(1823年)、“茨冈人”(1824年)等。这些诗不仅丰富了普希金本人的创作,而且给俄罗斯文坛带来了一股清新的气息。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普希金还对一些外国文学作品进行移植和改写。在陀思妥耶夫斯基于1880年6月8日所作的题为“普希金”的演说中,陀氏列举了普希金的“浮士德”(即“浮士德中的一场”)、“吝啬的骑士”、“世上有一个穷骑士”、“唐璜”(即“石雕客人”)、“瘟疫流行时的宴会”、“仿古兰经”、“埃及之夜”等作品,并说:“的确,欧洲文学中出现过许许多多艺术天才——莎士比亚们、塞万提斯们、席勒们。然而,从这些伟大天才中,能指出一个像我们的普希金这样具有全世界性共鸣能力的人来吗?”(转引自《普希金评论集》 443)②所谓“全世界性共鸣能力”,就是充分地、完美地再现其他民族的天赋的能力,就是呼应世界的能力。
  综上所述,普希金是一个具有多元文化倾向的作家,他的视野是非常宽广的,他的题材是非常丰富的。他的世界题材创作不仅反映了他从一个不幸的个人反抗者到关注世界命运的伟大诗人的思想成长过程,也反映了他的创作从模仿到独创的转变过程。
   普遍价值观与普遍人性的颂歌
  
  莎士比亚在一首十四行诗中曾这样谈到自己的创作:“‘真、善、美’,就是我全部的题材,‘美、善和真’,用不同的词句表现;我的创造就在这变化上演才,三题一体,它的境界可真无限”。③“真、善、美”不仅是莎士比亚的全部题材和艺术魅力所在,也是世界上一切优秀作家创作的基调。它们既是普遍价值观的体现,也是普遍人性的体现。
  普希金在被害前一年(1836年)写的一首题为“纪念碑”的诗中也谈到了自己的创作:“我将长久地受到人民喜爱,/因为我用诗歌唤醒善良的感情,/在我这残酷的时代,我曾歌颂自由,/并且为牺牲者呼吁过宽容。”这首诗是普希金一生创作的总结。诗中所说的自由、善良、宽容,与莎士比亚所说的“真、善、美”是完全一致的,它们是普希金整个创作的灵魂,同样是普遍价值观和普遍人性的体现。
  关于普希金的自由诗,人们已经谈论得很多了。近年来,有论者将普希金的自由理念置于欧洲自由主义的大历史背景中,对它的渊源,它与现代自由理念的关联及其实质作了探讨,指出拉吉舍夫是普希金效法的思想先驱,而邦·贡斯当乃是普希金自由思想的直接渊源。近代以来,自由成为一种信仰,与人类对未来美好社会的憧憬交织在一起,成为人类的终极目标之一。而对普希金来说,自由不仅仅是一种政治信仰,它更是一种个性生命意识。诗人对自由的追求不仅是对俄国专制制度的批判,也是对俄国文化精神的反思,因此他所表达的自由与现代自由理念是一致的。④这些观点从深度和广度上把原有的研究向前推进了一步。笔者在这里想补充的是,除了那些歌颂自由的诗篇,普希金还刻画了一系列追求个性自由的青年人形象,如“高加索的俘虏”中的俘虏、“茨冈人”中的阿列哥、《叶甫盖尼·奥涅金》的同名主人公。他们既是俄国人,也是欧洲人。
  上世纪30年代初期,高尔基和维诺格拉多夫编辑过一套名为《十九世纪青年人的故事》的丛书,其中包括夏多布里昂的《勒内》,贡斯当的《阿道尔夫》,司汤达的《红与黑》,阿·缪塞的《一个世纪儿的忏悔》,莱蒙托夫的《当代英雄》,屠格涅夫的《罗亭》和《父与子》等作品。⑤ 虽然这套丛书没有收入普希金的“高加索的俘虏”、“茨冈人”和《叶甫盖尼·奥涅金》,但这三部作品的主人公与那些“十九世纪的青年人”是“同一个母亲的儿子”,得的是同一种“世纪病”。它们与19世纪欧洲文学描写的是同一个主题,同一个主人公,因此具有全欧性的意义。以普希金的作品为标志的俄国文学已经赶上曾经远远地走在前面的欧洲文学。“这已经不是介绍俄国认识欧洲,而是介绍欧洲认识俄国了”(《别林斯基选集》2:404)。
  善良,是人类最美好的品质之一。“纪念碑”一诗中“добрые”一词既有“善良的”之意,也有“美好的”之意。因此,有的译者在翻译该诗时,索性将“добрые чувства”译成“美好而善良的情感”。在普希金的作品中,善是无处不在的。有论者认为,普希金笔下的善的具体形态有两种:一是对爱情的执著和忠诚,如鲁斯兰对柳德米拉的爱(《鲁斯兰与柳德米拉》)、叶利赛对公主的爱(“死公主和七勇士的故事”),以及马利亚对身陷囹圄的安德烈的爱(《上尉的女儿》);二是知恩图报,如天鹅为有救命之恩的的王子找回失去的父爱(“沙皇萨尔坦、他的儿子光荣而有力的勇士格维东·萨尔坦诺维奇公爵和美丽的天鹅公主的故事”),普加乔夫对曾在暴风雪之夜送他兔皮袄的安德烈的报答。⑥笔者在这里想补充的是,普希金笔下的善的具体形态还应包括乐观主义精神。瞿秋白说:“普希金虽有忧伤,却绝不悲观,对于生活总是有无限的‘光明之将来’的希望;生活的希望维持他的情绪,——乐观的无畏的人生观;生活于他是‘思想和苦难’的过程。他并不忘记现实生活的黑暗,往往自觉精神上的孤寂,他忏悔他的绮年。无论怎样黑暗,怎样困苦,我们的诗人决不颓丧。‘光明的将来’维持着他的创造力”(157)。其实,普希金不仅自己心中有一个“光明的将来”,而且也用“光明的将来”去鼓舞别人。他通过恰阿达耶夫向所有的年轻人呼吁:“同志,相信吧:它就会升起,/那迷人的幸福的星辰,/俄罗斯将从睡梦中苏醒,/而在专制暴政的废墟上/将会写上我们的姓名”(“致恰阿达耶夫”)。他告诉那些在西伯利亚矿井深处服苦役的十二月党人:“希望,这灾难的忠实姐妹,/正隐藏在阴暗的矿山底层,/……沉重的镣铐会落下,/监狱会轰然倒塌——而自由/会在门口欢快地把你们迎接,/弟兄们也会把利剑送到你们手中”(“在西伯利亚的矿井深处……”)。他还通过少女叶芙普拉克西娅告诫人们:“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不要忧郁,也不要愤慨!/不顺心的时候暂且容忍:/相信吧,快乐的日子就会到来”(“假如生活欺骗了你”)。这些诗句给无数的人带来了心灵的慰藉,使他们增添了生活的勇气,树立起胜利的信心。
  宽容,其实也是善的一种形态,它也是人性中最美好的一种感情。普希金不仅为牺牲者呼吁宽容,而且为所有的小人物呼吁宽容。他的同情总是在弱者一边的。
  总之,自由、善良和宽容是普希金创作的基本内容。它们赋予他的作品一种内在美和人道精神。他的作品的主题是俄国的,而所表达的思想和感情则是普世性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他的作品是普遍价值观与普遍人性的颂歌。
  
  从俄罗斯的“初恋”到全世界的爱恋
  
  在前面提到的“纪念碑”一诗中,普希金对自己身后的名声曾作过这样的预测:“我的名声将传遍整个伟大的俄罗斯,/她的一切语言都会呼唤我的姓名:/骄傲的斯拉夫人的子孙、芬兰人,至今尚未开发的/通古斯人,还有草原的朋友卡尔梅克人。”诚如普希金本人所言,他的名声早已传遍整个俄罗斯。丘特切夫曾把他称为俄罗斯的“初恋”(69)。但是,普希金的这个预测还是相当保守的。他不仅是俄罗斯的“初恋”,而且成了全世界的爱恋。
  早在普希金生前,当他的《鲁斯兰与柳德米拉》刚刚出版之时,法国的《百科全书评论》就介绍过这部作品。一些到过俄国的英国人和法国人也在游记中提到过他的名字和“自由颂”等诗。普希金逝世后,他的作品被逐渐翻译到德、法、英、意等西欧国家和波兰等东欧国家。19世纪末叶和20世纪初叶,他的作品越出欧洲的范围,开始在亚洲和美洲得到传播。1883年,日本的高须治助从俄文直接翻译了普希金的长篇小说《上尉的女儿》(日译本名为《俄国情史斯密士玛丽传(花心蝶思录)》),1903年,中国留日学生戢翼翚从日文转译了这部作品(书名为《俄国情史 斯密士玛丽传(一名花心蝶梦录)》)。此后在中国便开始了高潮迭起的普希金作品的翻译工作,迄今已出版了四部大型文集或全集。波斯、土耳其也翻译了普氏的部分诗歌、戏剧和小说。从30年代起,美国开始系统介绍普氏作品。二战以后,普氏作品的传播范围扩展到了非洲和拉丁美洲。现在普氏的作品已经译成了一百五十多种文字,拥有约二百个国家的读者。此外,很多国家还建造了普希金纪念碑。到上世纪80年代末期为止,共有十二处。1999年普希金诞辰二百周年之际,他的纪念碑又耸立在法国的巴黎、奥地利的维也纳和美国的华盛顿。中国、美国、以色列、法国、意大利、希腊、日本等国家举行了纪念普希金诞辰二百周年学术讨论会,法国、以色列、意大利和美国还出版了会议论文集。至于根据普希金的作品改编的歌剧《叶甫盖尼·奥涅金》、《鲍利斯·戈都诺夫》和《黑桃皇后》更是响彻世界许多国家的舞台。在北京举行的“中俄国家年”开幕式上,俄罗斯的艺术家们就演出了《鲍利斯·戈都诺夫》的片断。
    前面我们已经谈到俄国作家和学者对普希金的世界性的一系列论述。其实在俄国本土以外,也有不少人持同样的看法。例如德国批评家法恩哈根·封·恩塞就在1838年11月写的一篇关于普希金的长文中,认为普希金是世界文学的经典作家之一,他的创作具有全人类意义。⑦他的这些提法与别林斯基在“文学纪事”一文中的提法几乎是同时的。1937年,美国出版了由埃内斯特·西蒙斯和谢缪埃里·克罗斯编辑的普希金逝世百周年纪念文集,前言中说:“作为俄国新文学的缔造者,他(普希金——笔者注)的意义正在越出民族和语言的界限。”⑧法国小说家、学者亨利·特罗亚在其《普希金传》(中译本名为《天才诗人普希金》)中对普希金做出了崇高的评价。他说:“在俄国版图上,普希金是第一位在自己国土上创建了世界性文学的作家。……他应同但丁、塞万提斯、莎士比亚、拉辛、高乃依、雪莱、歌德、拜伦齐名”(763)。匈牙利著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乔治·卢卡契写过一篇题为“普希金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的专文。文章一开头就指出:“普希金就是在俄国以外也是一位著名的、有巨大影响的、为人民所喜爱的诗人。”他认为,“由果戈理、别林斯基起,直至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虽然他们对普希金是那么崇拜,但他们都在不同程度上低估了普希金的世界历史意义”(《卢卡契文学论文集》2:492)。
  至于怀疑或否定普希金具有世界性的那些观点,也不是没有遇到反对意见的。就拿普希金与拜伦的关系来说吧。密茨凯维奇就认为,普希金起初的确受到过拜伦的影响,《叶甫盖尼·奥涅金》也是如此,但“过了不久,他便试着独自走路了,最后终于达到了独创的境界”(转引自《普希金评论集》702)。勃兰克斯则认为,“他(普希金——笔者注)的形象化的描绘能力超过拜伦”(转引自《普希金评论集》768)。而卢卡契则认为,他“超越了拜伦主义,直接从人民性中吸取力量。普希金并没有像那位英国诗人那样,把自己同他塑造的‘拜伦式’的形象等同起来,相反,他恰恰站在从人民生活中吸取的道德立场上,十分尖锐地批判了这些形象”(转引自《普希金评论集》772)。我们在《普希金的生活与创作》一书中,曾专门写了一节,论述普希金与拜伦的关系,并把这种关系概括为“从模仿到超越”。我想,如果“模仿论者”能够客观地、不怀偏见地将两人的创作作一认真的比较,是不难得出同样的结论的。
  关于法国读者对散文的兴趣超过诗歌的观点,也应进行具体分析。据亨利·特罗亚说,法国读者希望在俄罗斯作家的作品中寻找神秘、古怪的“地方色彩”和违反人之常情的情绪,而这些在普希金的诗歌中却无法找到,因此只有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果戈理等小说家的作品中去找。而所谓俄罗斯的“地方色彩”就是“赌场遍布全国;监狱一座又一座;破旧的小屋比比皆是,里面住着醉鬼和疯子,屋顶上终年覆盖着白雪”(762)。其实,并不是所有的法国读者都醉心于这样的“地方色彩”。法国著名作家梅里美说:“谁也比不上普希金将故事叙述得更加风趣,谁也比不上他更出色地寓大胆而严正的讽刺于准确细腻的风俗描画和性格描画中;最后,谁也不如他更审慎地接触某些场景,换了不那么灵巧的手笔,连大胆的读者也会感到惊骇的”(转引自《普希金评论集》722)。法国作家和文学史家、法国科学院院士沃盖也说:“研究普希金其人必须与他的作品联系起来。那生命的洪流浩浩荡荡!他观察的角度千变万化!这一切又是何等自然!对,那无疑是他的主要特征。他总是那样率真地自然!正因为如此,所以他的‘诗意的忧郁’和‘热情的激浪’从不使我们感到腻味。他的一颗受到伤害的心灵发出的呼号是真情实感,几乎不由自主。不过,他很快就能恢复常态,回到他从中找到乐趣的那种精神醉乡”(转引自《普希金评论集》748-749)。梅里美和沃盖的话仿佛就是针对亨利·特罗亚所提到的现象说的,而且说得极其精辟,我们就不在此饶舌了。
  
  结 语
  
  普希金是一个具有世界性的作家。他通晓多种外语,其阅读视野是普世性的;他创作过不少政治题材和世界文化题材作品,对世界的观照是多元的;自由、善良、宽容是他的创作的基本主题,这是普遍价值观和普遍人性的体现;他的作品已被翻译成一百五十多种文字,拥有近两百个国家的读者,他从俄罗斯的“初恋”变成了全世界的爱恋。总之,他的作品已经成了普世性的经典,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在世界上将会拥有越来越多的读者,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喜爱。
  
  注解【Notes】
  ① 参见Новые зарубежны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творчества А . С . Пушкина (Москва,1986)116。
  ② 这段话的原文中的“способность всемирной отзывчивости”,有人译为“使全世界与之共鸣的能力”,有人译为“同情世界的能力”,有人译为“与全世界同声相应”。这里采用陈训明的译文。参见陈训明:“俄罗斯普希金崇拜的形成与影响”,《贵州社会科学》3(2001):82-86。
  ③ “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第105首,梁宗岱译,《莎士比亚全集》第1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 263。
  ④ 参见沈云霞:“普希金与贡斯当”,《湘潭大学学报》2(2004)年:38-55;沈云霞:“普希金的自由理念”,《普希金新论——文化视域中的俄罗斯诗圣》,张铁夫等著(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27-76。
  ⑤ 参见高尔基:《论文学》续集,冰夷等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351注释。
  ⑥ 参见宋德发:“普希金的伦理指向”,《普希金新论——文化视域中的俄罗斯诗圣》,载张铁夫等著(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181。
  ⑦⑧ 参见А .Л .Григорьев, Пушкин в зарубежном литературоведении . Пушкин .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и материалы /АН СССР, Ин-т русской лит.-Л .: Наука,Ленигр. отд.- ние/т.7(1974):222-23,228。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别林斯基:《别林斯基选集》第1卷,满涛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
  [Billingsky. Selections of Billingsky. Vol.1. Trans. Man Tao. Shanghai: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1979.]
  ——:《别林斯基选集》第2卷,满涛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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