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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304.com正因为Shakespeare是离群索居的人文主义者

2019-11-03 00:20

肖剑南,文学博士,福建省委党校文史教研部副教授,
通讯地址:福州市鼓楼区柳河路61号福建省委党校文史部(35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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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士比亚戏剧研究迄今已有400多年的学术积累,在这一块领地里,可供今人去开垦的处女地似乎已经不多,自然令许多人不免要退避三舍。福建龙岩学院的张佑周教授却敢于知难而上,他的《莎士比亚戏剧人物新论》(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年12月版)就是其在莎学园地一试身手的结晶。
翻开莎士比亚剧作,就走进了一片栩栩如生的人物世界。莎士比亚的如椽巨笔塑造了世界文学中不少杰出的典型形象,其艺术手腕被马克思誉为“莎士比亚化”。这些鲜活的人物形象具有反复研究的价值,张佑周就是以此作为切入点开始了莎剧人物长廊的长途旅行。
歌德在《文学上的无短裤主义》一文指出,“一个古典性的民族作家”,“在他的民族历史中碰上了伟大事件及其后果的幸运的有意义的统一;他在他的同胞的思想中抓住了伟大处,在他们的情感中抓住了深刻处,在他们的行动中抓住了坚强和融贯一致处;他自己被民族精神完全渗透了,由于内在的天才,自觉对过去和现在都能同情共鸣”,他得益于“许多外在的和内在的机缘”的“汇合”。莎士比亚正是这样的一位作家。研究莎士比亚,若割断作者同他的历史现实的母子关系,无异于拔自己的头发想离开地球。张佑周运用历史的和美学的观点来衡量分析莎剧,他“知人论世”、“以意逆志”,深入文本洞察莎士比亚思想的伟大处,情感的深刻处,行动的坚强和融贯处,去把握莎士比亚“思索和体验的世界”,同时认识莎士比亚这个人,这在理论上来说无疑是正确的路子。
那么,张佑周对莎士比亚提出了哪些新的看法呢?不错,莎士比亚处于恩格斯所说的一个史无前例的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的时代。作为时代智慧的结晶的莎士比亚把欧洲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文学推到顶峰,他无疑是那个时期最伟大的人文主义思想家之一,无疑是最伟大的现实主义剧作家。佑周在肯定莎士比亚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的同时,敏锐地发现其“拖着一根庸人的辫子”。佑周由发现莎士比亚而发现其戏剧人物,由发现戏剧人物的新东西进而更新对莎士比亚的认识,这是个双向互动、密不可分的过程。在《被权力欲所扼杀的“英勇”的麦克白》中,佑周指出,莎士比亚感恩于伊丽莎白女王的赏识,顽固地坚持封建卫道士立场,因此哀叹封建末代王朝的坍塌,极端仇视置君位子承的封建纲常于不顾的雄心勃勃地夺取政权的新兴资产阶级野心家麦克白,把他写成众叛亲离、丧失人性的坏蛋。莎士比亚的人文主义理想所热衷的是传统的伊丽莎白式的封建主义秩序。在《大浪淘沙,谁是英雄?》中,佑周指出,在伊丽莎白女王去世后,莎士比亚还对女王盛世津津乐道,他自始至终都站在封建王朝的立场上,至死也没有弄清楚封建贵族和新兴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孰功孰过、孰是孰非,尽管他看懂了他那个时代的社会发展演变的情形。面对一往无前的历史长河,这位保守的人文主义者问苍茫大地:大浪淘沙,谁是真正的英雄?正因为莎士比亚是保守的人文主义者,所以他要封建余孽泰门坚持原先的价值观念和道德伦常,进而把元老新贵们身上所表现出来的道德堕落看作是造成泰门悲剧的根本原因,通过泰门的愤世嫉俗来全盘否定现存社会的政治、经济、法律、宗教、人伦、人性。佑周指出,莎士比亚的这种认识有失偏颇,跟不上时代前进的步伐,表现出悲观厌世和怀旧情绪。佑周认为,泰门既没有生存能力,也没有创造能力,不懂得新时代的游戏规则,是可怜的时代落后者。正因为是保守的人文主义者,莎士比亚在《两个高贵的亲戚》中,安排敢于对表哥巴拉蒙的蛮横无理的独享说“不”的阿赛特终因失足落马命赴黄泉而未能享有胜利者所应该享受的爱的权利。佑周指出,莎士比亚对行将到来的新时代的游戏规则的认识是肤浅的,没有让有实力的竞争者获取应有的权利,反而在强调一见钟情的爱的神圣的同时有意无意地渲染了宿命论观点,这无疑又是作为人文主义者的莎士比亚的保守性的表现。莎士比亚忘记了作为爱情主角的伊米莉亚也有自由选择的权利,残酷地把她置身于非此即彼的两难选择之中,逼得她非得爱上巴拉蒙和阿赛特中的一个不可。莎士比亚肆意践踏伊米莉亚的人格,亵渎了爱情的崇高与神圣,这又表现了他的保守性。在《垂死挣扎的封建复辟狂李尔》中,佑周指出,莎士比亚是封建主义的代言人,充其量不过是像李尔那样从封建主义的营垒里脱胎出来,却还要维护封建主义秩序的人文主义者。当然,佑周也认识到莎士比亚亦是新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之初新社会罪恶的敏锐的发现者、揭露者和积极的抨击者。他善于从纷纭复杂的关系中抓住本质性的东西,注意到莎翁世界观的矛盾性,将其定位为保守的人文主义者,这是让人耳目一新,同时又不能不信服的。
有了莎士比亚的这个定位,张佑周通过对文本的解读,给我们指出,哈姆莱特是封建阶级的孝子贤孙、夏洛克蒙冤受屈、邓肯和班柯等惨遭麦克白杀戮的明君贤相才是莎翁心目中的悲剧主人公等新观点。佑周认为,莎士比亚为亨利五世入侵法国编造理由,是为其时英国资产阶级的海外殖民扩张打气鼓劲,为伊丽莎白的侵略政策摇旗呐喊、大唱赞歌,亨利五世是莎士比亚心目中的伊丽莎白女王,莎士比亚也是狂热的民族主义分子。有了这个认识,佑周自然点出《威尼斯商人》的鲍西娅是狂热的基督徒安东尼奥们打击、迫害异教徒的帮凶。
诚然,正如雨果所说,莎士比亚是“诗人”、“历史家”、“哲学家”“三位一体的人。此外,他还是一个画家”。张佑周也认同莎士比亚的深刻和伟大,不过,他更为全面、更为辩证地看问题。佑周提出诸多新的观点,并不是哗众取宠,更不是肆意贬损,而是“顾及全篇,并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实事求是。因此,他不会在马克思、雨果等先贤前辈的评价面前裹足不前,不敢越雷池一步。而且,莎士比亚曾通过剧中人物说:“神啊!你一定要给我们一些缺点,才能使我们成为人类。”可见,只有认识到莎士比亚的缺点和不足,才能真正认识莎士比亚。
真正认识了作者,发现了作者,就更能准确地认识作者笔下的人物。于是,张佑周又发现了莎士比亚对于女性的认识。佑周认为,莎士比亚从创作初期起就崇拜女性,认为女人最优秀,因而寄希望于女性。莎翁笔下的不少女性不愧是引吭高歌扑向未来的报春的云雀,是理想社会、幸福人生、美满爱情的追求者、设计者和创造者。她们是使男性黯然失色惩恶扬善的天使,是勇敢地向传统观念挑战的先觉者,大胆地张开双臂拥抱太阳或抚摸黑暗的新时代的弄潮儿。佑周指出,莎士比亚把女性作为理想的化身写成播种爱的天使,有时把她们写得过于完美,近乎神话,这就在某种程度上损抑了她们的现实性。为什么莎士比亚剧作 “阴盛阳衰”?佑周认为,一是莎士比亚初期所接受的人文主义思想略嫌浅薄,二是出于对伊丽莎白女王的推崇,为伊丽莎白时代的表面繁华所蒙骗。佑周进而断言,温莎社会成了伊丽莎白女王盛世的缩影,尽显风流的温莎风流娘儿们是伊丽莎白女王的象征。佑周指出,在《温莎的风流娘儿们》中,莎士比亚实际上表明了一个旧时代的结束,一个新时代——妇女解放时代的到来。不过,在延续了千百年的由男性主宰的世界上,在那封建专制仍然十分强大,资本原始积累又带来更多罪恶的新旧交替时代,几个“光明的使者”、女能人是难堪重负的,她们的所有努力,充其量也不过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滚滚历史长河中的一次小小的鱼跃。鲍西娅最后投入破落子弟巴萨里奥的怀抱,朱丽叶、苔丝德蒙娜到头来成了尔虞我诈、你争我斗的男性世界里罪恶祭坛上的牺牲品,葛特露、克莉奥佩特拉在诡诈、奸恶的男人面前理智败下阵来,被情欲模糊了双眼。佑周因此断言,莎士比亚关于男性刚强女性脆弱的认识是根深蒂固的,甚至是潜意识的,尽管他的“重女轻男”的思想很鲜明。因此,莎士比亚的女性观是矛盾的。这矛盾是否也是莎士比亚作为人文主义者的保守一面的反映?可惜,佑周似乎没有捅破这一层纸。
张佑周总是把莎士比亚笔下人物形象提升到美学意义的层次来认识。黑格尔在谈到“最擅长描绘比较丰满的人物性格”时,指出首屈一指的是莎士比亚,他在“突出某一种情欲中,使人物还不失其为一个完整的人”,不让“抽象的情致淹没掉人物的丰富的个性”。莎士比亚戏剧人物形象往往是个性与共性的有机统一,既有鲜明独特的个性,同时又反映了某一类人物、某一社会阶层的共同心理或人类的某一种激情。佑周往往是从大处着眼,小处落墨,通过分析莎剧人物的独特个性,对人物作面面观,最后归纳演绎出人物体现或象征某一社会阶层的那种共性。在《让世界充满爱》中,佑周指出,冷酷的现实和美好的理想格格不入,理想的人物、光明的化身难逃悲剧命运,这也许就是莎士比亚剧作中女性命运的美学意义之所在。在《罂粟花也是花》中,佑周指出,一个人如果欲壑难填、弃善从恶,那么,不只是男性,连女性也会成为罪恶的化身,成为悲剧的酿造者,这也许就是麦克白夫人等坏女人形象的美学意义之所在。佑周特别注意揭示英国“封建关系解体时期”莎剧人物非常矛盾的思想观念、心理情绪和其所代表的先进与落后、前行与倒退行为的斗争。在《为了爱不顾一切》中,佑周指出,见异思迁、喜新厌旧、不顾友情敢于试图掠人之美的普洛丢斯代表了新兴资本主义的时代精神,而伐伦泰因是一个弱智者、毫无行动能力的人,他的窝囊沉沦与新兴资产阶级的积极进取的精神格格不入。因此,佑周发现了一个十分有趣的在道德层面和历史层面存在严重背离的二律背反现象:代表优秀道德价值者往往是时代的落伍者,而代表历史进步社会发展方向者则往往是道德欠佳者或败坏者。注意从这样的角度去看问题,佑周就能更好地把握普洛丢斯、伐伦泰因等戏剧人物的美学意义。也只有这样去看问题,才能理解黑格尔所说的“莎士比亚使我们观众对罪犯们乃至极平庸的粗鲁汉和傻瓜也感到津津有味”。虽然张佑周认为莎士比亚对人性的认识已经进入较深的层次,不过,他又看到莎翁还仅仅停留在机械的感性的认识阶段,以人文主义理想所强调的“以人为中心”作为其出发点,片面强调人是“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从而影响了莎翁对人性的深层——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进一步挖掘,导致其笔下的人物形象还或多或少带有脸谱化、类型化之嫌。佑周此书最大的优点恐怕是从历史的观点来看问题,因此,他同时指出,我们不能苛求400年前的莎士比亚用阶级分析的看法去认识人,毕竟,莎翁也是历史进程的“中间物”。
创新是学术生长的灵魂。《莎士比亚戏剧人物新论》由彼此独立成篇的25篇人物专论组成,可以说是篇篇有新颖独到的见解,让我们如行山阴道上,应接不暇。
研究作家作品,绝不是对作家作品的阐释和描述,也绝不应该停留在对作家作品的历史的美学的评价上,而应该从中有所理论的发现,有所理论的建构,即从研究对象中升华出来,始终执着于理论。当然,佑周在这方面还不能说做得很好,但他努力的趋向却值得我们佩服和肯定。佑周若能适当结合19世纪末以来西方的某些文学批评方法,可能会有更多新的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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